鲜为人知的谍战往事：藏在胡同里的北平红色地下电台
时间：2023-01-05 作者： 点击：
夜，悄悄降临。月色轻柔，如流水般倾泻，给北平的大地镀上了一层银霜。在帽儿胡同的一处私人院落里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发报声，不一会儿便又消失在静谧的夜里。
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无声较量，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平，一批机智勇敢的通信战士，用生命守护着地下电台，用信仰传送着秘密情报，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时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1945年，日本投降后，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占城市中实行“隐蔽精干、长期埋伏、积蓄力量、以待时机”的工作方针，决定在北平秘密建立地下电台，以便解放区与北平地下党之间进行通讯联络。
城工部部长刘仁派报务员李雪潜入北平，着手建立地下电台。1946年7月，城工部另一名报务员赵振民被秘密派往北平，协助李雪筹备电台。
当时的北平，收、发报机是违禁品，不能买卖。于是，李雪、赵振民决定自己动手组装。他们在西四北大街开设了一家龙云电料行，白天，他们在柜台应付业务；晚上，他们利用电料行收集的材料，组装了4部发报机，其中3部留在北平，1部送往天津。收报机则是他们通过关系购置了2部，李雪用短波收音机改装了1部。
除了龙云电料行外，西单商场的九九照相馆也是地下电台的秘密据点。李雪任掌柜，交通员张彬任会计，另一位交通员吴宽德以值夜班为名，在这里栖身。他们还准备了蓄电池，表面为停电时照相所用，实则为电台供电。这段时间，地下电台发出的红色电波在北平上空穿过，将一个个重要情报传递给解放区。
1948年春，城工部决定扩大北平地下电台队伍，加快地下电台与解放区之间的情报传递，报务员艾山、译电员何钊和方亭先后秘密前往北平。此后，地下电台逐步配备了3组队伍，即3名报务员，3套设备，分布在3个地点。
残酷的斗争环境要求电台工作既有严密的组织，又有严格的纪律。报务员、译电员、交通员都不知道彼此的住址和姓名。工作中，大家都严格遵守保密纪律。
帽儿胡同曾是地下电台隐蔽地之一
在
党组织的安排下，报务人员以“夫妻”“子女”等角色组建成一个个“家庭”，用以掩护身份。
他们的“家”往往都布置得十分阔绰，在外人看来，他们都是深居简出的富裕人家。
比如，赵振民的家不仅宽敞，还将一张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照片挂在客厅墙上作为“挡箭牌”。
李雪多次秘密往返于北平和解放区之间，他为了掩护自己，常常反其道而行之，出行非常高调——戴着墨镜，骑着摩托车，风驰电掣般行驶在北平的大街小巷。
国民党军警都认为他是有钱人家的阔少，从未怀疑过他。
除了身份上的掩护，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灵活多变的对策以应对敌人侦察。一是电台轮流作业，且经常变换波长、呼号和密语。北平地下党所属各重要部门、重要人员均有代号。二是收发的电报一律密写，用稀米汤或面汤写在一张薄纸片上，晾干后不留痕迹，只需用碘酒擦拭，字迹就能显现。三是巧妙隐藏收、发报机，或藏在堆满衣物的壁炉夹层里，或藏在衣架后的墙洞里。北平电台建立的这张高效、严密、安全的地下联络网，为北平地下党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保证。
平津战役打响后，北平地下电台每天都将敌军的调动去向、军队番号等情报进行传递。1949年1月，随着我军的节节胜利，北平守敌已成瓮中之鳖。他们为逃跑做准备，在东单广场修建了一个临时机场。我军为了彻底切断敌人退路，让炮兵向机场开炮，但一开始命中率较低，经常打偏。于是，地下党派专人观察每一发炮弹的落点，再通过地下电台及时向我军前线指挥部报告，使炮兵逐渐校正了弹道，用密集的炮火封锁了机场。
根据党中央指示，解放北平一方面要立足于打，另一方面为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，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，也要花大力气争取和平解放。早在1948年上半年，地下党就对傅作义周围的关系开展了争取工作，比如他的恩师刘厚同、秘书阎又文等。争取工作的开展情况，大多通过地下电台传递给解放区，甚至对傅作义在和谈期间的情绪变化，如举棋不定时，晚上常常失眠，在房间里焦虑地踱步等细节，也在电报中有所体现，为党中央准确作出决策提供参考。
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攻势和地下党的积极争取下，傅作义终于接受我方条件，同意和平解放北平。1949年1月15日，天津解放。几天后，学委委员崔月犁通过电台发出急报：“傅先生已同意我和平条件。”不久，电台交通员又送来了一份不同寻常的电报。这是一份傅作义于1月22日发表的有关和平解放北平的文告，使古城北平免于炮火。
1949年1月29日，地下电台收到刘仁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：“1月31日中午1点，我军从西直门鸣礼炮入城，组织群众夹道欢迎……”第二天下午，刘仁见到李雪，第一句话便问：“电台出事了没有？”李雪汇报说，大家都很平安。刘仁听后，高兴地大声宣布：“通知电台，停止联络！”在北平解放的欢呼声中，地下电台完成了党的任务，结束了光荣的历史使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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